道家与中医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道家思想对中医的影响尤为深远。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道家特别注重医学以及养生延寿之术，因为他们认为要达到成仙的目的，必须先祛病健身。因而许多道教徒通过对传统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创立并发展了与传统中医学说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医药学说和医疗技术，从而使道家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学说和临床实践。
     道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最基本的一点在于，道家的哲学观点与中医学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是道家哲学的终极追求，而医学的目的也是为了治疗疾病，保持健康，从而达到延年益寿。这一基本点的一致使得道家的许多思想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理论。
1　道家思想与中医理论
      道家对中医理论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道家辩证的思维方式对中医理论所产生的重要启发。道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道德经》上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1]道家这种运动变化的观点使得中医学认识到人的年龄的增长会导致人体生理机能的变化，从而呈现出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
道家另一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矛盾的观点，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恒也”[1]被认为是对矛盾最经典的记载。道家矛盾的观点被中医学所吸纳，成为其诊断和治疗的重要依据。在诊断的过程中，医师会注意到阴与阳、寒与热、表与里、虚与实等方面的对立，从而在治疗的过程中对症下药，如寒者热之，也就是对于寒病，要使用热药，使之不寒。如果医师不能注意到这些矛盾的对立方面，则会犯寒其寒或热其热的大忌，贻误病人的病情。
      此外，道家还认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正如老子所说的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1]，指的就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矛盾的一方正可以转化为另一方奇，善良可以转化为邪恶。这一思想对中医的启发，使之形成了诸如“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的理论。道家哲学辩证的思维方式为中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扩展了中医学的理论视野。
　 道家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还表现在道家主要哲学思想和理论对中医理论本身的影响。
“精”、“气”、“神”是道家思想中的重要术语。《管子•内业篇》云“精也者，气之精也”[2]；《心术》下篇也云，“气者，身之充也”[2]，对于神的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人所生者神也……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3]，从以上的史料来看，道家认为精、气、神是与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从生命运动方面而言，精、气、神就是道，同时它们也是生命的根本。这种观点几乎完全被中医学理论所采用，中医至今认为维持人体生存最根本的物质就是气，神其实就是气，而精则有先天与后天之分人在出生前，主要是禀先天之精气，先天之气受之于父母；后天的精气则主要依赖于饮食、运动所得，人在出生后，主要靠后天之气来维持人体的生存发展。因而在中医里面，精、气、神可以统称为“气”。在老子看来，人以及宇宙万物，都是由道生元气，再由组成元气的阴气和阳气构成天地万物，因而气不但是人体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也是构成宇宙万物最主要的物质。正因为如此，道家主张，要善于养气才能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由此，道家形成了一系列的气功导引之术，气功导引之术包括静功和动功，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以后被中医养生家应用于防治疾病和延年益寿，是中国中医养生学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集中地反映了道家“顺乎自然”的思想。老子主张万物要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则无为而无所不为，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医学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的生理活动应顺乎自然界，与自然界的变化和规律保持协调一致。人的活动要顺乎自然这一思想在很多中医典籍里面也可以看到，《黄帝内经》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指人与自然的一体化，还包括人与所生活的社会乃至政治环境的协调。《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也提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苟疾不起，是谓得道。”[4]这就告诉我们应根据季节的不同来调养自己的身体，顺乎自然规律，才能身体安康；逆道而行则只能“灾害生”。需要澄清的一点是，道家主张的“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并不是要求人一味消极被动地顺乎自然界。道家也提倡人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主动地去适应自然规律，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中记载的要“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4]，这就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创造条件来适应自然规律。
    “自然无为”对中医的影响还表现在养生方面。主张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也就是主张过一种心平气和，清心寡欲，并且有规律的生活，这是与那种烦躁、急功近利和爱慕虚荣的生活相对立的。因此，养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于内而言，养生先要养性，做到老子所谓的“清净无为”。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令人心发狂”[1]，正是论述了人们过于追求物质文化生活的危害，只有排除内心的杂念，断绝外在各种各样的贪欲，才能求得内心的清净平和，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良好的精神面貌。类似的思想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可以找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谵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4]这种养生理论倡导的正是从精神上做到清心寡欲，清净自然。《道德经》也主张人要返朴归真保持醇厚敦实的天性，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于外而言，养生的顺乎自然是指日常生活要做到有规律，如起居有常，养成按生理要求按时作息的好习惯；其次，还要做到生活有节制，如少欲、少怒、少愁、不暴饮暴食，否则就会损害身体健康。这一点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也指出，“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莫强食饮、莫大沉醉、莫大愁忧、莫大哀思，此所谓能中和，能中和者，必久寿也。”[5]
 2　道术、道家经典与中医医疗实践
     “符水咒说”是古代道家用来祈祷和祭祀的法术，以祈求庇佑，避免灾难，后用来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相传能驱魔除妖于体外。 “符”通常是通道术之人用墨笔或毛笔在专用的黄纸上画的一些不规则线条和神秘图案。“咒”即为咒语，被认为能起到与神灵交通的作用。一般说来，“符”和“咒”往往一起使用。道士一边念咒语，一边将符烧成灰，放入杯里的水中，从而制成能治病驱邪的“符水”。道教建立初期，相传太平道领袖张角曾“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治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6]。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及其子张衡也都曾以符水治病。东汉末年，战争连绵不断，各种瘟疫流行，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道教却得到了发展，究其原因，道教借助“符”和“咒”为百姓治病是其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有关此事多记载在《太上洞渊神咒符》中，“中原混乱，饥馑横行，……人多疾病，……唯有奉持供养《神咒经》者，万病自消，终不横死”[7]，对“善心之人，横遭灾疫”，请“三洞道士”为其建斋、行道、转经、设蘸、诵咒、呈章、烧香[7]。南北朝的《陆先生道门科略》叙述了“若疾病之人，不胜汤药针灸，唯服符饮水及首生年以来所犯罪过，罪应死者，皆为原赦，积疾苦难，莫不生全”[7]。陶弘景也记载了汉中地区的道徒仍沿用“原赦罪过”，达到“百病消除”的目的。甚至在北宋期间，“符”和“咒”还常常在民间被用以治病驱邪。“符”、“咒”本是宗教巫术，但为什么却能够在道教创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一种治病手段而流传民间呢?其原因首先在于，通常巫师精于巫术，并具有一些民间土法的医术。其次，符咒并不排除药物治疗，而只是针对一些不能为常规汤药、针灸治愈的病情而采用的一种辅助疗法，《陆先生道门科略》以及《太上三天内解经》都提到了“医所不能疗者”及“不胜汤药针灸者”。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符咒疗法与现代医学的心理疗法是相通的。道士或道医在画符念咒的时候往往披头散发，手持利剑，口中念念有词，加上一些奇怪的动作，并借助道教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使得整个现场显得威严、神圣，这种气氛对病人的情绪起着很大的调适作用。病人为道士的虔诚所感染而深信符咒的作用，于是精神得到舒缓和放松，心灵也得到安慰和寄托，有效地排除了各种杂念和焦虑，达到了净化心灵的目的。现代医学也认为，很多时候病人的信心、意志以及良好的精神状况比药物治疗本身更为重要，所以，符咒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巫术，它对现代中医医疗实践仍然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和实用价值。
      道家典籍与中医医疗实践的关系，主要在于前者对后者的总结，从而为现代中医的医疗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经验。由于道家追求长生不老，因而其绝大部分经典都涉及了医疗、养生及延寿等内容。《太平经》就总结了早期道教在民间的医疗实践活动，并提出了新的道教医学理论。如对人的年龄阶段的认识，“人生百二十上寿，八十中寿，六十下寿，过此皆夭折”[8]。这种对寿夭的界定与划分虽然过于绝对，但与现代医学对人的生理年龄的认识相差不大。《太平经》还传承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的健康不但与人体的脏腑机能、精神状态、性格特征等内在的因素有关，还与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外在的因素紧密相连。此外对于中医独特的灸刺疗法，《太平经》也有详细的论述，对于针灸的疗效，《太平经》指出，“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8]。更重要的是指出了针灸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疗法，强调“人有大有小，尺寸不同”，因而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取准穴道。而被誉为保存灸法最丰富的医学典籍，当属东晋道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这部书详述了中医灸法，并把重点放在灸刺入穴的分寸和壮数的多少，为后来灸刺的运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灸心下三寸，六十壮”治五尸；“灸脐中百壮”救中恶；“灸手中央指端三壮”[9]治心痛。除灸法外，葛书还收集了一些独特的内疾急救经验如“嚏通则气通”的简易急救法，以皂荚、半夏、桂屑、韭汁等为末，通过管子吹入患者鼻中，治中风、尸厥，这种方法与现代含化硝酸甘油片的舒心作用相似。此外，有关“热熨法”，即原始的物理疗法，也有很多的记载，如“以无节竹筒著疮上，熔蜡及蜜等，分灌筒中，无蜜，单蜡亦通”[9]治蛇蛰人；“以三重衣著腹上，铜器著衣上，少许茅于器中烧之，茅尽益之，取愈乃止”[8]救客忤。葛洪还强调了预防医学的重要，主张将疾病消灭在发生之前，并由此提出了“坚齿”、“聪耳”、“明目”等简单却有效的养生之术，这些治疗学思想沿用至今。由于葛书是救急之用，因而对症状的鉴别也非常重视，并同时用简明的文字对之加以了描述，如“沙虱毒”，“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米粟粒，……三日之后，寒热赤上发疱，此虫渐至入骨……”[9]等，葛洪对民间丰富的医疗临床成果的汇集，为南北朝时期道教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今日中医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发。
      道家另一著名经典《黄庭经》本身就是一部道家思想与医经融为一体的典籍，分为《内景经》和《外景经》。《黄庭经》取古道经中人身百脉关窍各有主神之说，结合古医经脏腑作用的理论，主要记述了道教上清派的“存思法”。由于其主要以五脏(心、肝、脾、肺、肾)为主，并主张采摄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日月精华为保神延寿之用，因而《黄庭经》至今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医疗和养生医著，是对道教医术和中医学的一大贡献。还有陶弘景的《百一方》，在医学基本理论、症状的描述和鉴别症状的客观指标，以及外科救急经验方面都有所创新，标志着南北朝时期道教临床医学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总结了东汉以来许多医方、医论、用药、针灸及食治、按摩、导引等养生内容，在医学上集众家之长，融儒、释、道医于一体，在古代医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中医与西医的不同在于，西医注重局部的治疗和短时显著的疗效，而中医则注重整体的治疗及长期的疗效。中医的这一指导思想与道家哲学是相一致的，道家思想博大精深，中医不管在理论方面还是在临床医疗实践方面，都可以从道家思想和道家经典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如此既可促进了中医的进一步发展，也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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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321.
[7]正统道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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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9.
[9]葛洪.肘后备急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26，27，116.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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